整个旅途，我都对自己的差事充满了疑虑。我已不再受斯特克兰德太太的艰难处境所累，进而得以更加平静地思索这件事。她行为中矛盾的地方令我困惑。她很难过，但为了激起我的同情，她亦能刻意展示她的痛苦。显然，她事前为哭泣做好了准备，因为擦拭眼泪的手帕数量充足。我敬佩她的深谋远虑，但回想起来，那又可能使得她的眼泪没那么动人。她希望她丈夫回头是因为爱他，还是因为惧怕丑闻散播，我不敢下结论。也许，在她千疮百孔的心中，因付出的爱被轻视所产生的愁闷会伴有阵阵剧痛，令涉世未深的我感到可鄙的是：那种痛是虚荣破碎所致。一想到这些，我便焦虑不安。我当时并不知人性能矛盾到什么程度；不知真诚实在之中有多少装腔作势；高贵典雅之中有多少卑鄙下流，或者颓废堕落之中又有多少优美善良。
我此行确实冒着风险，但随着我离巴黎越来越近，我的情绪却愈发高涨。我也从一个令人振奋的角度来审视我自己，并对承担的角色而感到高兴，毕竟，在这个角色里，我是一个被信赖的人，一个将已逃跑的丈夫带回已给予原谅的妻子身边的朋友。我决定在第二天晚上去拜会斯特克兰德，因为我本能地觉得一定要精心选择会面的时间。午饭前不大可能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我的脑海里满是爱情这件事，但直到茶歇之后，我也想象不出一丝一毫比翼双飞的快乐。
我是在旅店里打听查尔斯·斯特克兰德住所的。那儿被称为比利时旅店，但有点儿出乎我意料的是，门房居然从未听说过。斯特克兰德太太告诉我那是一个豪华气派的地方，坐落在里沃利大街的背面。为了获得准确信息，我们不得不借助名录，而唯一一家叫那个名字的旅店在德梅因街。那个街区非但不是有钱人喜欢光顾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破败不堪。我摇了摇头。
“我确定不是那儿。”我说。
门房耸了耸肩。在巴黎没有另外一家旅店叫那个名字。我突然想到斯特克兰德毕竟已经藏了起来，我知道的那个地址可能是他为了戏弄合伙人而提供的。让一个暴怒的股票经纪人来到巴黎，再像一个白痴一样抵达一家穷街陋巷上的寒酸旅店。不知为何，我竟会觉得斯特克兰德的幽默感让他干得出这事儿。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我最好去看看。第二天大概六点钟，我打了一个出租车去德梅因街，但在转角处就下了车，因为我更想步行抵达目的地，也好在进门之前看看它的外观。街上小商铺林立，这些店子为穷人提供了生活所需。比利时旅店大概在街区的中点，我的左手方。我自己住的旅店已非常朴素，但与这比起来可算得上是宏伟。这栋楼又高又破，墙壁几年都没刷过了，楼体的脏乱让左右两边的建筑显得干净整洁。脏兮兮的窗户全部紧闭。不是这儿，查尔斯·斯特克兰德和那不知名的美人儿住在豪奢壮丽的地方，为了她，他可是抛弃了名誉与责任。我感觉自己被耍了，很是郁闷，差一点儿未作任何打听就离开，之所以会进去看看只是为了告诉斯特克兰德太太我尽力了。
旅店的入口在一家商店旁，门一直开着，显眼处有一则标语：账房在二楼。我沿着窄窄的楼梯走了上去。平台上似乎是一间包厢，由玻璃围了起来，里面有一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外边有一张沙发，那应该是守夜门房用来度过漫漫长夜的。四周什么也没有，但一个电钟下写着：男招待。我按了按钟铃，立刻出现了一个侍者。他是一个小伙子，眼睛显得鬼鬼祟祟，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穿着衬衫和毡拖鞋。
我不知道为何我尽量使我的询问显得随意。
“斯特克兰德先生住这里吗？”我问道。
“32号房，6楼。”
我惊呆了，有一会儿都没有注意搭话。
“他在里面吗？”
那侍者看了一下账房上的板子。
“他没留下钥匙，上楼你就会看到他。”
我觉得还是多问一个问题得好。
“太太也在这儿吗？”
“只有那先生一个人。”
那侍者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上了楼。那里黑暗且令人窒息，有一股让人恶心的霉味。过了三楼后有一个穿着睡衣、头发蓬松的女人开了门，静静地看着我走过去。最后，我到了6楼，敲响了32号房的门。里面有了动静，接下来门被打开了一部分，查尔斯·斯特克兰德出现在我眼前。他未吐一字，显然，他不认识我。
我自报了家门，并尽量使我的言行举止显得不那么古板。
“你不记得我了？7月份的时候我们还高高兴兴地一道吃过饭呢！”
“请进，”他爽快地说道，“很高兴见到你，请坐。”
我进了屋。房间很小，法国人了解这些家具的风格就像了解法王路易·菲利普一样。宽大的木制床架上放着红色鸭绒被，隆鼓鼓的跟波浪一样；另外便只有一个大衣柜、一张圆桌、一个非常小的盥洗盆以及两把塞满了东西并被红色棱纹平布覆盖的椅子。一切都显得又脏又旧，一点儿也显示不出马克·安德鲁上校信誓旦旦地描绘出来的那种奢华。斯特克兰德把一张椅子上的衣服扔到了地上，进而我得以坐下。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问道。
在那小房间里，他似乎比我记忆里的形象更加高大。他穿着一件破旧的诺福克夹克，胡子几天都没有刮了。我上次见他时，他外表干干净净，人却局促不安。如今，他邋里邋遢，又不打理头发，但表露出一种绝对的轻松自在。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接我准备好的话。
“我来见你是为了你妻子。”
“我正打算在晚餐前出去喝一杯，你最好也一起。你喜欢苦艾酒吗？”
“可以来点儿。”
“那就走吧。”
他戴了一顶很久都没刷过圆顶帽。
“我们可以一起吃饭，你欠我一顿，你知道的。”
“当然。你一个人？”
我对自己能够非常自然地抛出那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感到很是满意。
“哦，是的，说实话，我已经三天没有与人说话了，我的法语不是很流利。”
我跟他下楼时，我想知道在那茶店的年轻姑娘身上发生了些什么事。他们吵架了？或者他心花怒放的感觉已经消失？那似乎不大可能，如果，像已知的那样，他为了孤注一掷地逃离已经准备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话。我们走到了克里希大道，在一家大咖啡馆里找了一张桌子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