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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的考古学在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希腊雅典大学拜占庭考古学教授、考古与艺术史博物馆馆长柏拉图·佩特里蒂斯（Platon Petridis）。他详细介绍了希腊考古发掘的独特魅力、现有成就以及相关国际合作。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佩特里蒂斯教授。上一次，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漫步于雅典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博物馆，他渊博的学识和温文儒雅的气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便期待着能有机会与他进行一次深入对话，透过他的视角，揭开希腊考古的神秘面纱。
采访当天，雅典的天空飘着细雨，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气息。然而，在佩特里蒂斯教授的办公室里，气氛却格外热烈。他侃侃而谈，眼中闪烁着对考古学的热爱与执着。他特别提到，希腊与中国考古学家的合作，将为两国的文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揭示它们对人类智慧的深远贡献。通过紧密合作，我们不仅能架起文化的桥梁，更能深化对古代社会的理解，为全球考古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考古视角下的希腊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报》：希腊的考古遗产与其他地中海地区的遗产相比，有何独特之处，特别是在塑造西方文明以及现代文化、政治和哲学方面有哪些不同？
佩特里蒂斯：与地中海其他地方相比，希腊的考古遗产有它独特的魅力。它的历史悠久，文化脉络一直延续下来，对西方文明的影响非常深远。从古希腊的哲学、艺术、政治制度，到拜占庭时期僧侣、艺术家和学者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承，再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重新发现这些思想，希腊文化一直在塑造世界的知识和文化格局。
如果拿希腊和埃及的建筑传统做对比，这种独特性会更加明显。埃及的金字塔宏伟震撼几乎带着一种超越现实的神秘感。而希腊建筑讲求“度量”（metron），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比如帕特农神庙，它的优雅和对称美感，不只是建筑风格的问题，更反映了一种以人为本的世界观。这种理念和古希腊哲学是相通的，对我们理解理性、民主、伦理这些概念具有深刻影响。
另外，希腊的社会治理理念也影响了后来的文明，比如罗马法就深受希腊哲学的启发。而拜占庭帝国作为文化的桥梁，保留并传播了希腊的思想，让它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被继承、发展。这种文化的延续性，正是希腊在地中海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中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考古学正面临着复杂且不断发展的局面，要求在科学发现与文化敏感性、技术进步与伦理责任、探索与保护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在您看来，这些挑战是如何体现的？
佩特里蒂斯：不可否认，考古学在西方学术界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前不久，英国一所知名大学的考古系被关闭，这正是学术界对考古研究投入减少的缩影。在我走访欧洲其他高校时，也发现考古学专业学生的人数在下降，教师岗位在减少，考古项目的资金也越来越紧张。这让人担忧，因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价值正在被低估，而这些领域恰恰是我们理解和传承文明根基的重要途径。
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技术的进步正在彻底改变考古学的研究方式。回想我刚入行时，考古发掘还主要靠手工挖掘和手写记录，而如今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标配。先进的数据库可以精准记录每件文物及其背景信息，确保数据的长期保存。电子地图绘制和3D建模技术，让我们能够精准地还原遗址和文物结构。这些新技术不仅让研究更精确，也促进了全球学术合作和知识共享。现在，考古成果可以轻松地通过数字模型共享给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公众。
不过，技术进步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在创新、尊重文化和伦理责任之间找到平衡。每个考古遗址对当地社区来说，不只是历史遗迹那么简单，它们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和精神意义。作为考古学者，我们有责任和当地社区建立对话，在尊重他们文化遗产的前提下，推动学术研究。考古学不仅是挖掘过去的历史，它更像是一座桥梁，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让我们的发现能真正为当代社会提供价值，同时确保这些文化遗产得到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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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斐遗址 本报驻雅典特派记者 杨雪/摄
《中国社会科学报》：尽管人们对古希腊文明已有很多了解，但在一些讨论中，大家对古希腊社会仍然存在一些误解。您认为这些误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现代的考古研究与发掘工作是否可以纠正这些误解？
佩特里蒂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作为一名考古学者，我经常需要澄清人们对古希腊社会的误解，其中许多误解源自公众的认知，以及那些过于简化的学术叙述。
首先，最常见的误解之一是认为古希腊是一个统一的文化和政治实体。许多人倾向于将古希腊视为一个单一国家，但事实上，古希腊是由众多独立的城邦（poleis）组成的，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政治制度、风俗传统和方言。这些城邦不仅在治理方式上有所不同，在建筑风格、丧葬习俗和物质文化上也展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考古发现不断证明，“古希腊文明”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一个多元且充满活力的文化共同体。这种复杂性正是理解希腊文明深厚内涵的关键。
其次，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认为古希腊文化以理性和世俗精神为主，主要受到哲学与思想成就的驱动。确实，古希腊孕育了伟大的哲学传统，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其理性思维影响至今。然而，考古证据清楚地表明，宗教在古希腊社会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神庙、祭品、祭祀遗迹等考古发现揭示了宗教如何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战争，还是体育竞技、公共节庆或宗教仪式，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现代研究也表明，神话不仅是文学作品或信仰表达，更是一种维系社会凝聚力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机制。因此，将古希腊社会简化为纯粹的理性主义世界，显然忽略了其丰富的精神和宗教传统。
最后，拜占庭时期同样经常被人误解，尤其是它常常被简单地描述为一个衰落和压制的“黑暗时代”。这种观点忽视了拜占庭社会的复杂现实。尽管这一时期社会面临着战争、经济波动等挑战，但它也是一个持续变革、适应环境并取得成就的时代。拜占庭帝国不仅是一个宗教国家，同时也拥有高度成熟的行政体系、繁荣的贸易网络和活跃的文化交流。此外，它在保存古希腊思想遗产方面的贡献不可估量。拜占庭学者和僧侣精心抄录、整理了大量古典文献，确保了古希腊的哲学和文学成就得以流传后世。事实上，若没有他们的努力，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复兴或许难以实现。
摒弃这些刻板印象，能让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古希腊和拜占庭世界，体会它们的多元性、韧性以及对人类文明的深远影响。
重探德尔斐与古希腊遗产新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德尔斐的发掘工作与古希腊的宗教和文化认同紧密相连，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视角。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德尔斐的最新发现是如何深化或改变我们对其历史意义的理解？
佩特里蒂斯：过去三十年，德尔斐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突破，颠覆了我们对它历史演变的固有印象。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关于4世纪末神庙关闭后德尔斐的命运。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随着古代多神教的衰落，德尔斐的祭祀活动也戛然而止，神职体系迅速瓦解，这座曾经辉煌的圣地就此没落，最终被历史遗忘。
但现在的考古证据告诉我们，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德尔斐并没有消失，而是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转型。在它的原址上，一座基督教城市拔地而起，而且发展得相当不错，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古典时期还要繁荣。原来的神庙和宝库被新的公共和私人建筑取代，展现出一幅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这个基督教化的德尔斐一直延续到7世纪初，之后才逐渐衰落，最终成为一个遗址。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德尔斐的认知，它不是简单地走向终结，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见证着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的过渡。
还有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是我们雅典大学考古团队最近挖掘的一块用母贝雕刻的豹子。这可不是普通的装饰品，它首次提供了德尔斐在早期拜占庭时期与波斯湾存在联系的实物证据。换句话说，6世纪的德尔斐很可能已经融入了更广阔的地中海和近东贸易网络。过去，我们往往把这个时期的德尔斐看作一个逐渐衰败的宗教遗址，但这一发现提醒我们，它可能仍然是一个活跃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而不仅仅是古代辉煌的残存。
这些考古新发现，让我们重新认识德尔斐。它不仅是古希腊宗教信仰的核心圣地，更是一个在不同时代不断调整、适应、焕发生机的重要遗址，见证着地中海世界跨越数百年的变迁。它的故事远比我们曾经以为的更加丰富、多元，也更加充满韧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德尔斐作为古希腊最重要的宗教与文化中心，以阿波罗神谕、皮托竞技会和“世界中心”之称而闻名遐迩。然而，相比之下，我们对萨索斯岛或卡潘德里蒂的了解仍然有限。请您分享一下，您的团队在这两地的考古发掘中有何发现？它们如何拓展我们对古希腊社会、贸易网络或城市发展的认知？
佩特里蒂斯：萨索斯岛在研究古代地中海的经济和文化网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连接拜占庭帝国中心——君士坦丁堡的贸易路线中，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这个岛屿不仅是商品的集散地，还是货物加工和再分配的核心枢纽，最终将商品送到帝国首都繁忙的市场。围绕萨索斯岛的贸易往来展示了地中海和黑海区域错综复杂的商业联系，也反映出这一地区经济高度互联的特点。
再来看阿提卡地区的卡潘德里蒂，这个鲜为人知的遗址最近因为雅典大学的考古发掘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初步研究显示，这个遗址可能和古代阿菲德纳（Afidna）有关——阿菲德纳曾是历史文献中提到的阿提卡十二个城邦之一。考古发掘的建筑遗迹表明，这个地方在军事和行政上曾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可能掌控着通往雅典北部的关键通道。
我们特别期待5月即将开启的新一季考古发掘，希望能进一步了解这个遗址的城市布局，探索它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看看它在阿提卡地区的整体格局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我也非常欢迎中国的古典学研究机构参观考察。这将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共同分享研究成果，展开学术对话，并探讨未来合作的可能性，进一步加深对古希腊历史及其深远影响的理解。
国际合作丰富希腊考古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希腊一直是全球考古学研究的焦点。希腊的高校是如何与外国机构开展合作考古项目的？这些国际合作关系是否可以促进并拓展全球考古研究的视野和深度？
佩特里蒂斯：希腊的第一所外国考古机构——法国雅典学院，成立于1846年，至今已经有将近180年的历史。从那时起，外国学术机构和希腊文化部考古局，以及希腊各大学的合作一直都非常紧密，效果也很好。雅典大学也与很多机构合作，在田野考古和实验室研究方面展开了大量的联合项目。
这些合作把各种方法、技术和视角结合在一起，推动了跨学科考古学的发展。比如，外国机构通常能提供先进的分析工具，而希腊的考古学家则在本地的历史、地质和文化背景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合作的效果非常好，不仅让我们对希腊的过去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为全球的考古研究树立了新标准。我非常期待新成立的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能够成为这个卓越合作网络的一部分。
2023年我去中国的时候，参观了包括良渚、石峁和二里头等几处标志性的考古遗址，还去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我对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以及中国考古学家在发掘文化遗产方面的精湛技艺深感钦佩。此外，中国的现代博物馆在教育公众方面也做得非常好，既展示了现代博物馆学的成就，又很好地保护了珍贵的文物。
我相信，希腊与中国考古学家的合作，将为两国文明的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揭示它们对人类智慧的深远贡献。通过紧密合作，我们不仅能架起文化的桥梁，更能深化对古代社会的理解，为全球考古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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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斐遗址 本报驻雅典特派记者 杨雪/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在文物法律、发掘许可以及文物遗产保护的责任分配等方面，希腊的考古学与其他欧洲国家的考古学相比有哪些独特之处？
佩特里蒂斯：希腊一个非常独特且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至今为止，考古发掘的主导权依然牢牢掌握在希腊文化部、各大学以及外国学术机构手中。这些机构不仅确保了考古工作的科学性和透明性，也保证了发掘过程中对历史遗产的科学保护。然而，在许多欧洲国家，如意大利、法国或西班牙等地，私营公司已逐渐介入考古发掘工作，这种做法在我看来并非一种值得效仿的模式。私营公司追求效率和利润，而缺乏对历史遗产的深刻理解和长远责任。更为严重的是，缺乏国家层面的直接监管，可能导致文物在商业利益驱动下被隐瞒、转移或私自出售，从而威胁到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与公信力。因此，保持国家对考古发掘的控制，确保发掘工作符合公共利益和科学标准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希腊在保护和研究地中海贸易路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您能否介绍一下他们是如何加深我们对古代全球商贸网络的理解的？同时，这些研究又是如何与丝绸之路等更广泛的全球贸易网络相互联系的？
佩特里蒂斯：东西方的关系自古以来便通过贸易密切相连，地中海不仅是亚洲贸易通道的起点，也是东西方文化和技术交流的重要枢纽。通过贸易，思想、技术和发明得以跨越地域界限，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因此，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小规模贸易模式，能够为我们理解丝绸之路上的大规模贸易网络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回顾地中海与丝绸之路之间紧密的联系时，我不禁想起了在访问中国期间所思考的一个有趣的研究问题：釉陶是源自中国并向西传播至希腊，还是说，希腊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独立发展了自身的釉陶技术？这一问题不仅挑战了我们对古代文化交流的认知，还彰显了跨学科研究与国际合作在揭示古代知识和技术传播路径中的不可或缺性。
通过深入探讨这些跨文化的联系，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古代社会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嵌入在一个充满活力、动态发展的全球交流网络中。而地中海作为这个网络的核心部分，发挥了至关重要且持久的作用，连接了不同文明，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考古是一门慢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未来希腊考古学研究的哪些方向更具潜力，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古希腊社会或文化的研究中，是否存在一些尚未解开的谜团，您希望未来的考古发掘能够揭示并解答这些问题吗？
佩特里蒂斯：考古学本质上是一门慢工出细活的科学，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严谨的态度，一步步地通过细致的工作来加深对过去的理解。最近，像马其顿地区安菲波利斯遗址的发掘工作吸引了很多公众的关注。大家特别关注那座墓是不是亚历山大大帝或他家族成员的墓。虽然这些发现确实非常吸引人，但我个人不喜欢炒作这些大的发现或悬而未解的谜团。我更希望考古学能够通过一点一滴的发现，逐步拼凑出一个更加完整的历史图景。
在希腊，水下考古无疑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希腊的海洋历史非常丰富，海底埋藏着大量古代遗址和景观，这些都充满了潜力。这些水下考古的发掘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古代海上文明的模样，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通过水下考古，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古希腊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关于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塑的归还问题引发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您是如何看待的？您对当前关于其返还的辩论有何看法？
佩特里蒂斯：我觉得，帕特农神庙雕塑的归还问题，其实是一个涉及道德和文化公正的问题。这些雕塑本来就是帕特农神庙的一部分，而帕特农神庙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它们的分离，不仅是历史上的一种不公，也是对文化遗产的一种侵犯。自从梅利娜·梅尔库里——希腊文化部前部长——开始为雕塑归还进行不懈奋斗以来，她的坚持至今仍然深深激励着我们。
这个问题已经不单是希腊的事，它涉及全球如何尊重文化遗产，也关系到我们如何为未来的世代树立文化公正和历史责任的榜样。我坚信，希腊必须继续为雕塑的归还而努力，直到这个历史不公得以纠正。不过，考虑到其中复杂的政治因素，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一定会非常艰难。但我相信，只要我们保持耐心、坚持下去，最终一定能够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赵琪
新媒体编辑：曾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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