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本章虽短，却有两处争议。
首先，是“喻”含义之辨。此处的“喻”，最先由孔安国注释为：“喻，犹晓也。”之后的注家再无异议。直到今天，此章通行的翻译仍是：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
晓，知晓、知道之意，孔注“喻”为晓，即认为喻是知的意思。其实喻与知并不完全相同，知可指听说过，但并不一定了解或清楚，喻的意思不仅是知道，而且对事物有一定的清晰了解，是对事物更深一层的认识，这也应是此处用喻而不用知的原因吧。《淮南子·修务训》中的用法很有说服力。
“通于物者，不可惊以怪；喻于道者，不可动以奇；察于辞者，不可耀以名；审于形者，不可遁以状。”
察、审指对事物认真研究，通、喻指对事物看得比较透彻，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此处“喻”的意思是深刻明白、切实懂得。
今人刘洪波据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中“喻”为“踰（逾）”从而认为：“踰于义”就是超越义理（而向仁）之义；“踰于利”就是超越财利（而向义理）之义。且不说刘先生需要补出“向仁”“向义理”方能释通文意，而由句子结构来看，“踰”解为超越时可有宾语，但不能带介词“于”。《论语》中四处用“踰”的地方皆如此。“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断句见拙作《2.4何为“耳顺”，何为“从心”？》一文）“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本文认为，虽然定州竹简本作“踰”，但仍是表达“喻”的意思，因为两字相互通用，应是后人为了防止产生歧义，而将“踰”换成了“喻”。
其次，是“君子”、“小人”之辨。自何晏至现代，各家注者皆释“君子”“小人”为道德概念下的含义，即品德高尚之人与品德低下之人，并以“义”“利”作为区分的标准。这一观念影响了中国历史数千年，至今让人仍不敢轻易言说。
但历史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正视它，论述著作不胜枚举，释其义回归其本来的原义，并已基本为人们所接受。即君子、小人不是指德行的高低而仅仅是指其在社会上的地位高低。通俗地说就是君子是指在上位的统治者，小人是指无社会地位的老百姓。此时，把义、利作为区分君子、小人标准的观念就需要重新认识了。
在《论语》中孔子是如何来看义与利的呢？首先，孔子并不反对追求财富。他的说法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其次，孔子并不把求财看成是缺少德行的行为，因为他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当然，在利益面前，孔子主张义字当先，所以他说“见利思义”。
古人又是如何看待义与利的呢？西汉儒家大师董仲舒说：
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认为大夫贤人（君子）已食朝廷俸禄，已经拥有了财利，不应再去和庶人（小人）争利。君子应做庶人的榜样，不能做与民争利的事。唯恐贫困因而求财是庶人应关心的事；唯恐不能教化民众因而求仁是君子应关心的事。
一句话，儒家认为君子、小人各有其责，君子贤人是用来求仁而化民的，小人庶民就应求财富己，从而万民同乐。这样看来，孔子所言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没有了道德上的说教意味，而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阶级观念，意思是：“在位者应深刻明白道义，老百姓需切实懂得生财。”如此，孔子才更社会中活生生的人，而不再仅仅是后人仰望的圣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