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木榔头、一把旧算盘、一副老花镜、
一页泛黄的手稿、一双满是泥泞的胶鞋……
他们用这些“简陋”的工具，
托起共和国的工业脊梁；
在机床轰鸣的车间里，
锻造民族复兴的基石；
在荒原戈壁和惊涛骇浪中，
写下“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誓言……
这个清明，
以心为烛，以念为香，
我们一起睹物思人，
再看看前辈建设者们留下的“老物件”，
共同追寻 时光里的奋斗足迹，
致敬那些永远闪耀的名字与荣光。
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工程物理学家、同位素分离理论奠基人王承书使用过的手摇计算机。这台机器频繁使用的部位，已被摩挲得锃亮，见证了在海量数据计算中，王院士带领团队打开我国同位素分离理论研究突破口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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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书使用过的手摇计算机
1961年，我国原子弹研制处于关键时期，原子弹装料的研制却由于苏联撤走技术援助而陷入停滞。年近50岁的王承书临危受命，投入到研制工作中。
两年多的时间里，整个研究团队像一台衔接精密的仪器，王承书就是它的终端，所有分支的计算与研究结果都在她这里汇总，每完成一项计算任务，她都要用手摇计算机进行验证，以保证计算结果准确无误。如此反复，计算机算出的10箱纸条，她都过了目，仅有用的数据就装满了3只抽屉。经过反复计算与试验验证，王承书带领团队攻克了一系列核心难题，最终比苏联专家原设计方案提前113天得到了符合要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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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承书（右一）与同事在讨论工作问题
这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的《导弹概论》著作手稿，字迹清秀流畅，公式推导工整严密，作图制表严格规范。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有关专业的授课计划，倾尽所能去培育年轻的导弹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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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著作手稿
1955年，刚回国不久的钱学森在陈赓大将陪同下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钱学森了解到哈军工已经在开展导弹方面的有关研究时，他十分高兴。陈赓大将顺势问钱学森：“钱先生，您认为中国人能不能搞出来自己的导弹？”钱学森应声答道：“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怎么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喜：“钱先生，我们要的就是您这句话！”
在其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我国第一枚国产近程导弹“东风一号”、我国自行研制的导弹“东风二号”、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相继获得成功，让中华民族在世界东方挺直了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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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被称为“超八级”钳工陈阿玉用过的木榔头，就是靠着这把不起眼的木榔头，陈阿玉在敲敲打打中把飞机不同零件巧妙组合起来，破解了多项工艺制造难题，与工友共同打造出首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歼5战斗机。
陈阿玉使用过的木榔头
20世纪50年代初，在党中央“全国支援国防工业建设”的号召下，936名同志远赴东北支援刚刚成立不久的沈飞，陈阿玉就是其中一位。当时正值航空工业的初创起步时期，工作和生活条件很艰苦，但陈阿玉没有动摇，还鼓励一起来的工友克服困难，坚持留下来。
1954年10月，航空工业局向沈飞下达了试制歼5飞机的命令。在新机试制开始，出现引进苏联机翼标准件结合交点变形、全机标准样件无法对合的难题，就连苏联专家都很挠头。作为型架车间工段主任的陈阿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凭着丰富的经验，他大胆设想手工校正变形的方法，冒着校正中整个交点可能报废的危险，动手用木榔头小心翼翼、一点一点地将变形处校正过来，使全机标准样件的对合工作按期完成，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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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原所长黄旭华曾经使用过的算盘。算盘的左框架上，依稀可见当年用小刀刻的两个清秀行书“旭华”。
黄旭华使用过的算盘
1958年，作为国家最高机密的中国核潜艇工程正式立项，黄旭华成为研制队伍中最早的29人之一。而当时，队伍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面对西方严密的科技封锁，黄旭华和同事们大海捞针，从浩瀚的报纸杂志中搜寻所有和核潜艇相关的资料。他们打破了常规程序，边研究、边试验、边设计、边基建、边生产。没有计算机，成千上万的核心数据，他们就用算盘、计算尺来计算。
黄旭华曾表示，“我们的核潜艇牵涉到几千米长度的管道、电缆、一千多吨的钢材，这么多的东西组合在了这个潜艇上，要保证它的重量、重心在最好的位置上，那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们没有计算手段，我们是用算盘打出来的，一点改变，整个情况又要重新算。日日夜夜搞，反反复复，我们的同志没有怨言，咬紧牙关把它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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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之一的吴大观用过的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来献给党”，是他“一生跟党走”的真实写照。
吴大观使用过的笔记本
1957年，接到航空工业局的调令，41岁的吴大观没有迟疑，收拾行囊奔赴沈阳，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设计室。面对艰苦环境，吴大观带领团队白手起家、砥砺拼搏，没有办公室，就借用老厂房，用的是老式的计算尺、珠算盘，废寝忘食、齐心攻坚，让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型涡轮喷气式发动机喷发-1A研制成功。
1961年8月，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成立，吴大观担任技术副所长，主持发动机研制和试验基地建设。他曾说：“不论是测试仪表、测试设备，还是高精度的测量传感器，我们都要自力更生，自己解决！”吴大观、虞光裕带领团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3年时间，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初具规模的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为后续型号研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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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原大庆油田钻井队老队长、“铁人”王进喜骑过的摩托车，是 他在玉门油矿工作时购买的。它见证了王进喜深入钻井生产一线，检查和指导工作的一幕幕。
王进喜驾驶过的摩托车
大庆石油会战初期，条件艰苦，物资缺乏，设备不足。当时，卡车、吉普车很少，油田面积大，工作现场和生活区都相距很远，无论是开会还是上井，没有车辆就无法进行。 “铁人”王进喜就用这台摩托车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1961年2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无论白天黑夜、严寒酷暑，他经常骑着这台摩托车深入到各个井队，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解决问题，几乎跑遍了百里油田的每个角落。工人们说：“‘老铁’当井队长蹲井，围着一个钻台转，现在当了大队长跑井，围着十几个井队转。井是他的家，油是他的命！”他骑着这辆摩托车“跑井”，跑出了队伍的凝聚力，跑出了生产的高效率，也跑出了“铁人”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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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原霍林河矿务局地质测量处处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孟宪珍用过的图纸、铅笔盒、手电筒以及测量尺。国家电投 内蒙古公司南露天煤矿建矿初期，环境恶劣、条件简陋，孟宪珍就是带着这样一套“武器”，投身于建设霍林河大露天的洪流之中。
孟宪珍使用过的绘图工具
1974年，毕业不久的孟宪珍正式成为了“开发霍林河筹备处”的一员。1974年10月初，测量队在经过6个多月的勘探后向筹备处提交了勘探报告，认为其完全具备了开采露天矿的条件。为此，筹备处第一时间完成编写任务，向国家计委上报。
谈起前期筹备的那些日子，孟宪珍曾回忆道，“等待的日子最难熬，那会我们每天就是各处汇报，东跑西跑，不管什么职位、不管什么年龄，看见工作人员我们就汇报，却很少有人听下去，甚至还有撵我们走的，当时条件不好，有时候我们在路上遇不到招待所，只能住帐篷，又冷又潮，晚上还有野狼在附近，睡觉的时候必须枕着一把板斧才安心，到了最后，没人不认识我们这支团队。”
这是在上海电信博物馆展出的“黑色收音机”，为当年秦鸿钧烈士备用电台的仿制品。当年秦鸿钧被捕前迅速拆毁了电台机器，并销毁了密码本与其他文件，只有这部存放在老乡家里的备用旧电台和一些零部件被保护了下来。
秦鸿钧留下的备用电台
1949年初，淮海战役取得胜利，解放大军准备横渡长江，情报来往更加密集。秦鸿钧利用电台同时负责向党中央和华东局传递情报，几乎每晚都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一直要工作到第二天下午，连饭都顾不上吃。长期下来，秦鸿钧口中长了一片口疮，吃东西都困难，两条腿也因长期不动引发了关节痛，可他总是笑着对夫人韩慧如说：“只要这里不出毛病就行。”说着，他用手指了指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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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原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饶斌远赴莫斯科协调建厂事宜后，从莫斯科寄回的信件手稿。在信件中，饶斌厂长传达了一汽建厂过程中各方付出的努力和正在推进解决的问题，对党代会、相关技术人员安排等事项提出了关键性意见。
饶斌撰写的信件手稿
1953年6月9日，饶斌带领上万名职工毅然喊出“三年建厂”的响亮口号，开始了开创祖国汽车工业新纪元的伟大壮举。1954年末至1955年初，一汽的建设工程进入高潮，饶斌到北京向上级部门汇报生产准备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上级领导批准其赴苏联研究学习。
在这一过程中，他利用此次机会学习汽车生产的经验方法，为一汽建厂进行规划布局，制定规范的管理方法。信件发出不久，饶斌随即返回国内主持厂内工作。 在1956年建厂三周年前夕，一汽的第一代创业者在其率领下，制造出了我国第一批国产解放牌汽车，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制造汽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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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饶斌（左一）与苏联专家组组长希格乔夫研究工作
这是原哈电集团锅炉公司副厂长梁彦德撰写的《电弧气刨的实践》，书中所描述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梁氏电弧气刨”的技术，能够代替焊接过程中需要用到的风铲，在显著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有效改善工作环境。
梁彦德编著的书籍
以前有“十个铲工九个聋”的说法，是因为风铲车间噪音大，“哒哒”的风铲声把人的脑袋震得发昏、耳膜震得发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梁彦德与技术人员、工人多次进行研究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了“电弧气刨”。
用“电弧气刨”代替风铲，废除了焊接界沿袭了半个世纪的陈旧落后技术，能够提高工作效率15倍以上，并且为广大饱受风铲折磨的焊工工友改善了工作环境。这项技术很快在全厂、全市乃至全国同行业中推广应用。后来，“电弧气刨”在锅炉，化工、造船、压力容器、航天等行业广泛应用。
这是全国劳动模范、新中国第一代汽轮机设计制造专家丁一曾经用过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字，都是他在“三线建设”时期记录的工作内容。
丁一记录的工作笔记
1967年10月，丁一响应“三线建设”号召，来到四川，边基建、边生产，吃干粮、喝溪水、睡破庙，硬是在一片荒山河滩上凭借“一根麻绳闹革命”的艰苦奋斗精神迈开了创业的第一步。
在他的带领下，1971年9月底，东方电气集团所属东方汽轮机自主研发的第一台7.5万千瓦汽轮机诞生了，1983年9月29日，我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0万千瓦汽轮机历经坎坷、横空出世。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30万千瓦汽轮机在东方汽轮机厂空负荷试车成功，标志着我国机械工业达到新水平。”
这是全国劳模马万水穿过的胶鞋。当时他所在劳模小组仅有六双胶鞋，18名队员在工作过程中轮换着穿。
马万水穿过的高筒胶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钢铁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急需加快发展。马万水带领十八名组员迎难而上，毅然承担起开凿庞家堡铁矿第一条巷道——30号石巷的神圣使命。
当时的庞家堡铁矿历经战争创伤，满目疮痍，但马万水和组员们毫不退缩、顽强拼搏。1950年6月，他们首创了手工凿岩月进尺23.7米的全国黑色金属矿山掘进新纪录，掘进五组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集体”。1958年初，为攻克庞家堡铁矿坚硬岩石掘进难题，他与队员们反复钻研，摸索出多种先进的施工方法与工艺，1个月就完成了其他掘进队5个月的施工任务，第七次登上全国矿山快速掘进的新高峰。在他的精神传承下，中国五矿所属中国华冶成立“马万水英雄集体”，在新时代续写着"矿业报国"的壮丽篇章。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机械总院首席科学家林尚扬戴过的眼镜。他经常修改学生论文、技术报告到凌晨，细致到标点符号。这枚陪伴他的“老花镜”，是治学严谨、奖掖后学的“好帮手”。
林尚扬戴过的眼镜
林尚扬一生致力于焊接技术的研究，他是我国水下焊接技术的奠基人之一、双丝窄间隙埋弧焊技术的创始人、焊接低成本自动化和机器人焊接应用的推动者，也是大功率固体激光焊接技术的先导者。 他热爱焊接事业，一世勤勉、四换赛道，开创了数个“中国第一”，让大国重器“密不透风”，让超级工程“天衣无缝”，让中国焊接技术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灿烂光芒。
这是原化学工业部副总工程师孙铭的工作手册。在这份手册中，记录了许多孙铭参与主持“743”重水项目工程技术开发及设计的工作内容。
孙铭使用过的工作手册
作为化工部第六设计院的一位女工程师，孙铭一心扑在工作上，被组织上委以“重水”项目设计代表的重任。
1969年12月的一天，她在巡查时发现一位同事中毒昏倒在了管架上，下面就是滚烫的热水。面对突发危情，孙铭同志毫不犹豫冲上去用身体挡住了同事，自己忍受着毒气的侵袭。幸好那位同事被及时赶到的工人师傅救起，孙铭同志却中毒昏迷。孙铭同志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被送入医院抢救。她的身体康复较快，不久便再次投入工作，在她和同志们的努力下，如期完成了“重水”产品生产任务，为我国核武器的急需和核工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工晶体专家沈德忠的手稿，纸页泛黄却字迹清晰，见证了晶体生长研究的学术厚度。手稿记录了晶体生长的原理过程，还有精细的手绘生长炉结构图，线条工整，比例精准。
沈德忠记录的手稿
沈德忠的一生是为人工晶体事业燃尽芳华的奋斗史诗。196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后，他扎根人工晶体研究院，用手绘图纸开启中国晶体自主研制之路。
沈院士在晶体生长领域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他带领团队在实验室攻克“铌酸钾晶体”生长难题，在1988年成功培育出国际首块高光学质量单畴KN晶体， 首次在掺铁KN晶体中实现室温自泵浦相位共轭，并将研制成功大块高光学质量的KTP单品实现批量生产和出口，为“ 中国牌”晶体争得话语权。
这是中国中铁科研院西北院风火山冻土观测站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王占吉珍爱的袖珍经纬仪。它伴随老书记踏冰卧雪，与技术人员共克时艰，测量规划，为青藏铁路冻土事业默默奉献。
王占吉使用过的经纬仪
作为青藏铁路科研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风火山冻土观测站的首任党支部书记，王占吉毅然踏上这片冰封之地，成为中国中铁科研院西北院首批投身冻土科研的探索者。
在风火山及其周边多年冻土区域，王占吉带领团队开展了铁路路基、桥涵、建筑及给排水系统的全面试验与观测，为青藏铁路克服冻土挑战奠定了基石。除了科研重任，王占吉还亲自参与后勤补给，不畏严寒，多次长途跋涉，从兰州运送粮食与蔬菜，确保科研团队的生存需求。
这是原铁道兵团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副连长、“登高英雄”杨连第在抗美援朝期间使用的日记本。在1951年8月至1952年4月期间，杨连第在这本日记上记录了自己回沈阳参加铁道兵团首届英模大会、回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以及重返朝鲜的点滴和个人随想。
杨连第使用过的日记本
1949年8月，在抢修陇海铁路八号桥时，杨连第冒着生命危险，凭借桥墩上残留的铁夹板，搭设单面云梯，登上当时全国最高的桥墩。他仅靠一块木板作掩护，在不足3平方米的墩顶上连续爆破百余次，铲平墩顶，使部队提前二十天修复大桥，为解放大西北抢得了宝贵时间，荣立大功一次，被授予“登高英雄”称号。
这是原康藏公路第二测量队队长齐树椿使用的老式地质罗盘。七十多年前，他手持老式地质罗盘，翻越百余座雪山峻岭，靠双脚跑通了世界屋脊的团结线、幸福路，在康藏路上留下坚定的足迹。
齐树椿使用过的罗盘
1950年1月，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康藏公路（后改为川藏公路）修建的成功与否，关键之一便是测量。而当时并没有先进的测量设备，作为测量队队长的齐树椿只能使用罗盘测量。五年间，齐树椿翻越百余座雪山峻岭，行程4万余里。长期恶劣的环境和营养不良，使他一只眼睛失去了视力，苏联专家赞许他是“独眼设计师”。他不怕牺牲、勇探冰川，用简陋的仪器在高山峡谷中保证公路选线不出现“毫厘之差”，使世界屋脊的“天路”顺利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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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原中国建设部建筑设计院（现中国建科所属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林乐义1950年回国时，带回的两大箱绘图工具和笔记本。这些工具陪伴他设计出一批经典建筑作品，留下了一百多本工作笔记，记录着他工作和思考的过程。
林乐义使用过的绘图工具和工作日记
1948年，林乐义远赴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建筑系任讲师。在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毅然回国。面对校方的挽留，他表示：“我是中国人，我的天地在我的祖国。” 回国后，林乐义在当时刚成立的中央设计院任副总建筑师，同时受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是国务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的委员。
林乐义在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园林艺术等方面造诣深厚，设计风格构思新颖、独树一帜。主要建筑作品有北京电报大楼、首都剧场、中南海怀仁堂和紫光阁改建工程、中国驻波兰大使馆、青岛一号工程、郑州“二·七”烈士纪念塔、北京国际饭店等。
这是原中国电气装备所属西电西变总工程师徐基泰的手绘图纸，当年没有制图软件，他凭一把磨平棱角的丁字尺，在昏黄的灯光下，全神贯注一笔一画地在图纸上勾勒出变压器的设计蓝图。
徐基泰手绘的机器图纸
1930年生于上海的徐基泰，童年时因频繁停电萌生“永不停电”的理想。这份炽热初心，最终化作他投身中国变压器事业七十载的赤子之光。面对新中国输变电技术的贫瘠，徐基泰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创造奇迹。
他主持研制的500千伏电抗器振动、噪音等指标超越法国原厂，让中国超高压输电从追赶者变为领跑者。从330千伏“刘天关”到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徐基泰的身影始终矗立在每一次技术跨越的潮头。“有问题找徐总”是西电年轻工程师的暗语。他奔波千里赴常州、济南授课，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徒弟方治强回忆：“他精通五国语言，他一生把全部智慧都献给了变压器。”
历史记忆铸就丰碑，时代精神激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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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丨龙旭
校对 | 苑洪涛
执行主编丨刘海草 张灏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