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讲今年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庆历新政”。这是历史上一次很著名的改革，从今年，庆历三年开始，到后年，庆历五年就结束了。所有改革措施撤回。所以，它也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次失败的改革。而且，这个事还耐不住琢磨，它不仅失败，而且失败得还很奇怪。
宋仁宗为什么要发动庆历新政？表面上，国家有很多症状，但是往根子上说，就是一条：缺钱啊。带着这个认知，我们再回头来看这次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为什么失败？今天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的角度：它跑题了。
宋仁宗要的立竿见影的财政改善。但是范仲淹他们干的是什么呢？是按照自己内心的理想蓝图对国家进行改造，什么择官长、抑侥幸，不能说不对，但是你解决皇帝眼里重要且紧急的问题吗？解决问题的程度有清晰可见的进度条吗？
你看范仲淹的那十条里，什么“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等等，一听就知道是要花钱的，十条里面只有一条“抑侥幸”，就是别封那么多恩荫的官儿，好像跟省钱有关，但一是力度太小，二是见效太慢。可以说，庆历新政从改革人事制度，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工作的抓手。
我请你把自己代入一个角色：你现在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最近两年，公司业绩一塌糊涂，你非常着急，启用了一个新的经理人团队。走下坡路的公司，到处都是毛病，从哪儿下手改都行。人是你亲自选的，你也肯定会鼎力支持。那什么情况下，你会撤回对他们的支持？不会是因为有反对者，帮变革者减少阻力，摁住反对者，这本来就是你这个董事长该做的事儿；也不会是因为变革带来震荡，你心里清楚，搞变革怎么能不付出代价？你只会在一种情况下撤回支持，那就是没有效果，折腾半天，公司业绩还是不见起色。那这个时候，对新经理人团队的所有指责你都听得进去了，什么搞小集团，什么工作作风不好，什么对老员工不尊重，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压断你对新团队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
哈佛商学院的终身教授约翰·科特，针对大规模的组织变革，就曾经提出来过一个“变革八步法”，其中“创造短期成效”，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你看，在现代商业管理者看来，搞变革，看得见的短期成效也是不可或缺的呀。
不能解决问题的变革，本身就是问题。
在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的眼里，新政最重要的，是有正确的理想蓝图，然后排除干扰，一步步地实现它。
但在现实中，逻辑不是这样的。一场大变革的核心是什么？是解决最迫切的问题。怎么解决？用成果可见可衡量的方式解决。为什么要可见可衡量？因为要凝聚上上下下的共识。为什么要凝聚共识？因为变革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获取支持之后呢？那才谈得到实现你心里的隐秘的理想蓝图。
最近我听到了一句很有启发的话，和你共享——“解决自己问题的途径，通常在于你如何解决别人的问题”。